第十一条确立了二元化的数额认定标准，即对已实际获利的情形下受贿数额按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对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案发时涉案资产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该规则的立法初衷，是破解传统受贿以收受时价值认定数额的局限，应对行受贿双方以低对价获取高成长股权、期货权益，长期持有等待增值的腐败新模式，将预期可实现的收益评价为受贿犯罪的不法利益，实现对隐性腐败的精准打击。但立法者在简化认定标准的同时，忽视了金融资产价值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变现特殊性，以及“溢价=受贿数额”单一公式的适用边界，导致规则本身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1、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不法利益的价值应立足于收受行为时的客观价值判断，而非事后波动的市场价格。

股票、期货的市场价格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企业经营、资本市场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收受时与案发时的价值可能天差地别。若案发时资产大幅升值，按溢价认定会将纯粹市场增值计入受贿数额，混淆权力对价与市场收益；若案发时资产贬值，又会低估权钱交易的实际危害。从刑法的基本原则看，以案发时价格倒推数额，属于事后评价，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行为人收受股权时，无法预见案发时的市场价格，却要为事后的市场波动承担刑事责任，显然有失公允。

2、第十一条仅笼统规定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但未明确市场价格的认定标准、评估方法、参考维度等核心因素，实践中极易引发争议。

比如，对于非上市公司股权，因为无公开交易市场，所谓“市场价格”该如何确定？是按净资产估值、市盈率估值、还是同行业融资估值？不同评估方法得出的溢价可能相差数倍，直接影响定罪量刑，极容易发生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再比如，对于限售股、受限股权，即便为上市公司股权，若存在锁定期、转让限制等权利负担，其流通价值远低于二级市场价格，此时如直接按二级市场价格计算溢价，会不当扩大受贿数额。此外，溢价的核算范围也不明确，溢价是单纯直接用所谓市场价格减去支付价格，还是需要扣除交易税费和资金成本，没有做出规定，可以预见今后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极易出现核算标准混乱、数额认定随意的情形。

3、第十一条使用“一般按照”表述，看似留有裁量空间，实则未明确不适用溢价认定的例外情形。

对于收受时股权价值明确、预期收益不确定，或因市场风险导致无溢价、负溢价的案件，或案发时有溢价、庭审时无溢价甚至负溢价，如果一刀切认定，会导致罪刑失衡。

与股票市场通过做多获取收益的逻辑不同（股票市场通过融券方式做空属于技术手段不在本文讨论范畴），期货市场的盈利逻辑是双向交易、杠杆放大，完全突破了市场价格大于支付价格的溢价逻辑。期货投资者既可做多（看涨）也可做空（看跌），即便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只要方向判断正确，仍可获得巨额收益；保证金制度使得投资者只需支付少量保证金即可控制大额合约，收益呈倍数放大，支付的保证金与实际控制的资产价值完全不对等，不存在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这一概念；此外，期货合约是标准化协议，无需持有标的资产，通过平仓即可获利，案发时未平仓不等于无收益预期，未平仓合约的浮动盈亏也无法简单用溢价衡量。

首先是回归受贿罪行为时评价的核心逻辑，以收受股票、股权时的客观价值（扣除实际支付价格）作为数额认定基础；仅当收受时价值无法评估、预期收益明确高于收受时价值，且行受贿双方合意明确指向未来收益时，才可参考案发时实际获利或合理预期收益认定，避免事后市场波动干扰定罪量刑。

其次，溢价核算应扣除合理成本，如交易税费、资金成本、持有成本等；对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估值方法，可以采用同轮融资价格、净资产估值，考虑流动性折扣；对于限售股、受限股权，应明确价值调整系数。

再次，对于案发时无溢价或负溢价的立法空白，应从行为人获取的投资机会的稀缺性、行贿方的成本支出、资金占用利息综合认定，同时结合行受贿双方的主观合意，将隐性收益、兜底回购承诺、无风险投资资格纳入数额评价范畴。

最后，考虑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特殊性，亟待通过指导案例予以明确，特别是针对存在杠杆的情形。

第十一条回应了新型腐败的司法需求，将预期收益纳入受贿数额评价，具有积极的立法意义。但本条过于追求认定标准的简化，忽视了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留下无溢价情形的规则漏洞，对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完全未予考量，导致规则在适用中陷入逻辑矛盾、量刑失衡的困境。

刑法打击腐败的核心，是评价权钱交易的不法对价，而非机械核算市场溢价。唯有回归主客观相统一、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填补规则空白、区分不同金融场景、细化认定标准，才能真正实现对预期收益型受贿的精准惩治，避免因规则缺陷导致放纵犯罪或不当入罪，守护刑法的公平与正义。

文 / 陈西

图 / AI生成